我们各自来自城市和乡村，却在尽力拉平那条人生的起跑线 | 破茧051
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.0发布的第13篇文章，也是破茧计划的第51篇文章。作者Lisa。
她写下了自己在西南五线小城的NGO组织工作的经历。在当地，整座乡村里可能连一所公立的幼儿园都没有，孩子周末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，就在田地里玩耍。扛着锄头的家长们已经习惯了看慈善来了又去。Lisa的工作内容是负责开展儿童早期发展项目，在实地的接触和了解中，她感受到现实的压力与落差。
文 | Lisa
“ke十字gai，”我用本地话对司机说。
“去十字街？”司机用普通话和我确认。京味儿的方言还是没能蒙混过关。
这是我今年第十次来Z县出差了——一个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五线小城。
十字街聚集着Z县价格最亲民的馆子。一辆辆摩托车把街道的腰围收成了0 size，红底黄字的招牌上写着：随意小吃、小楼饭点——小得名副其实。锅碗瓢盆被挤到了店外面，碗筷躺在铝盆里明目张胆地泡澡。做饭的地方挨着街道，车来人往，连门都省了，开放得让人胃直冒汗，更不用说再撒上一把辣椒了。
我和丽姐挑了一家人少的店，墙上挂着食品安全等级：一个不哭不笑的表情旁边写着“C（一般）”，和这条街的其他店一样。
十字街上的小吃店
十字街上的小吃店
“刺五加你吃不吃，据说只有我们这里的刺五加才是紫色，别的地方都是绿色……水香菜煮红豆汤也可以尝尝……棠梨花你吃过没有？”丽姐站在冰柜前问我。她随意扎个马尾辫，高原紫外线强，她又不擦防晒霜，皮肤因此黑黄粗糙，皱纹暴露出她快四十岁的年龄。
为了让我这个来自首都的人尝到本地特色菜，她每次都花几倍的时间点菜，自己只要了白菜汤。
“我现在敷中药减肥，这些菜不能吃。”那个叫做“香港魔瘦国际减肥连锁”的店规定中餐能吃的有：米饭、牛肉、猪肉、鱼、白菜、莴笋、空心菜、玉米菜、芹菜、黄瓜、番茄、木耳、韭菜、芭蕉心。我怀疑“香港魔瘦”也是某个大牌的不愿相认的亲戚——就像Z县的“当麦基”、“必来客”一样。
我和丽姐相差十岁，在北京和一个偏远县城开始自己的人生，在城市和农村度过了各自的童年，物质的丰盈对比自然的馈赠，海外的见识交手县城的视野。
我原想自己会迎来一场比婆媳关系还无法调和的价值冲撞。
不是学生不努力，是教育质量不行
2016年初，我拉着两个行李箱和一床被褥从北京西站登上开往Z县的火车。铁轨的一头是生活了快三十年的家，有着再熟悉不过的环境和气味。
34小时过后，一个未知的天地出现在了我眼前。
不像四年前那样浪漫，那时我在莱茵河畔37层的办公室里策划跨国公司的全球传播活动，一起工作的六位同事来自六个国家；也不像两年前那样惊恐，那时我在非洲第二大城市贫民窟做小额信贷项目，时不时要躲避被人从家里扔出来的“会飞的厕所”。
这次，我选择加入公益机构，走出了钢筋混凝土的丛林，一头扎进了头顶蓝天的大山。生活中太多人被金钱、地位和光鲜的职业生涯榨干了全部的活力，我不想成为其中之一。
Z县农村的风光
新工作将我带到了Z县，一个有36万人的国家级贫困县。我在那里负责开展儿童早期发展项目。丽姐就是我在当地的合作伙伴——Z县教研中心项目办主任。
省级规定到2020年每个乡（镇）至少建立1所公办中心幼儿园，有条件的村建立公办幼儿园。但“有条件”这三个字使得村级幼儿园的未来变得摇摆不定。
“我们现在还没实现每个乡有一个幼儿园，村一级估计就要等5至10年了，”Z县教育局的领导说。
我所在的公益机构就要填补现实和未来之间的空白。我们搭建的24个早教中心已经在Z县运行五年了，但公办幼儿园何时“有条件”，仍然未可知。
这次来Z县出差是因为早教中心的村民教师要进行课堂教学比赛。
丽姐是项目的元老，五年前她协助建起了第一个早教中心，见证了一个个孩子从看到陌生人就跑、哭天喊地不进教室，到现在能歌会唱，见到生人会问“你好”。一个个普通的农家妇女，从羞涩得不敢在人前说话，到现在能大方组织儿童活动，甚至有些还被选为村里的妇女主任。
妇女们平时种地，早教中心只在周末开放。为了尽快将她们变成合格的村民老师，丽姐每个周末都会坐车一个多小时来中心督导。
“我晕车，每次下车都吐得晕头转向。”2010年到2011年，整整一年她没有属于自己的周末。
“罗大姐在小学食堂做饭，原来当众都不敢说话，现在带活动多大方……张医生这么大年纪还在台上蹦蹦跳跳，你看她刚才多有激情……玲子是94年的，孩子都两岁了，是我们几个月前找到的志愿者，成长特别快……”
丽姐在饭桌上细数着老师们在课赛中的精彩表现。
别人休息陪自己孩子，她在农村陪其他孩子，留守的女儿有时会抱怨“你是我妈还是早教中心的妈啊。”作为公务员，她也没有过上“喝茶看报”的生活，留下办公室窗外那片竹林孤芳自赏。
Z县农村的风光
丽姐出生在农村。“当时有一个政策叫动员军属回乡。我爸是个很老实的革命军人。服从命令，就把我妈送回乡下了”。
父亲在县城，母亲一个人在乡下拉扯六个孩子，两地分居过了二十多年。在那个几乎全是少数民族的村寨里，身为汉族的母亲凭着一颗善心没让自己和孩子们受到太多排挤。“我妈请人帮工的时候舍得宰两只鸡，她还用在缝纫社练的本事给村里人缝缝补补。”
家里养猪养鸡，母亲让孩子们找猪草，有野生菌时孩子们就去找菌子，“我小时候没有很饿的时候。”从小的经历让丽姐练就了一个特异功能——她站在山下就能闻到山里是否有菌子。
八岁那年，家里拿到了农转非的户口，于是丽姐来到了县城的小学上一年级。同学看到她会说，“瞧，那个乡巴佬来了”。她也承认自己从小到大在穿着打扮上都不在意。“我刚上班的时候胆子很小，总是跟在一个比我大些的女同事身后，另一个同事几年后和我说，她当时还以为我是那家的保姆，根本不像城里长大的。”丽姐坐在我对面边吃边说。
Z县本地菜
她上身穿了一件黑底黄花毛衣，下身套了一条黑色尼龙打底裤，被粗壮的小腿撑得凹凸有致——看来“魔瘦”的路还很漫长。打底裤和毛衣都裹着一层小球，不知道被洗了多少次。不怎么白的袜子挡在黑色打底裤和黑色皮鞋之间——一种时尚教科书里永远不会出现的黑白配。
“我觉得农村人不比城里人差。”她指的是学习。
和很多励志故事一样，丽姐刻苦努力，初中时被选拔到市里读书，走出了大山。不过她仍然觉得自己在解决问题时没有城里人办法多，脑子转的不够快。“也许因为我小时候没上过幼儿园。”
大自然教会了丽姐城里孩子没有的知识——我们在乡下，她是我的自然老师。在我眼里的树和草在她的眼里是芒果树、芭蕉树、葛根、哈痒花、血麻……，但是缺失的学前教育却成了她一生的遗憾。
“我五姐上学的时候代课老师连汉语拼音都说不对，不是学生不努力，是教育质量不行。”丽姐对于早教项目的热情很高。她想证明，只要在教育上和城里人有同样的起点，农村人一样可以很出色。
双方的磨合比想象得艰难
中国农村对于我，就像公益机构对于丽姐一样，彼此都需要一段磨合期。第一次去Z县出差，我只记得村民腼腆的笑。他们说的民族话、方言版汉话，本地习惯用语，没有一种我能破译。交流的不畅隔断了我与村庄的连接。自己国家的人说话，我还能听不明白？这是我来农村工作前没有预料到的挑战。
“您能再说一遍吗？”“您是这个意思吗？”我每确认一次，村民对自己汉话的信心就降低一格。我在与美国人说英语时，也和村民是同样的心情。
有时我会装作听懂了一样点头、微笑，让他们继续说，多说。但心里其实并不完全清楚他们在说什么。这时候丽姐就会出面充当翻译，我常常为自己这种“大排场”感到惭愧。
更惭愧的是，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长得像中国人的外国人。从小生长在政治中心，我却对农村的撤点并校政策、一事一议制度一无所知，甚至有时候连乡和镇谁大谁小都会搞混，更不用说知晓农忙农闲时间了。
第十次来Z县出差，我会走到十字街要一盘仍然不认识的青菜，也会在赶集天去看100块钱一串的蜂板和能吃的树根。早教中心的村民老师们把自己沥的蜂蜜、自家种的芭蕉、山上采的棉石榴果都塞给我。每次下课后都热情地招呼我“ke家里吃饭”。我会把手搭在她们肩上问，“包谷收得怎么样？”“地里忙得赢吗？”“小娃可领得住？”。当地汽车站常年有两个卖包谷的妇女，一老一少，我会公平地在两家各买一根，然后在回市里四个半小时的大巴上慢慢咀嚼。
丽姐在起初也并不适应公益组织的工作方式。“他们总让我谈自己的想法。我根本不知道说什么”。她以前的工作像流水线，领导说什么就做什么，一下子变得“平等”，不仅她不习惯，村民们也如是。
“一开始和村民座谈时都没话，但后来只要一讨论时间就特别长。”村民从原来的有话不敢说到现在有话抢着说。
早教项目最大的挑战不在于将小学都没毕业的村民培养成老师，而在于和物质主义的诱惑对抗。
妇女们在早教中心周末两个半天只有70元补贴，一个月最多280元，就算加上平时种地的收成，也无法和外出打工相比。“能留下来的都不是看重钱，都是希望村里的小娃将来有出息。”
时不时，丽姐会接到妇女们退出项目的电话，她会糖衣炮弹软硬兼施，想办法留住她们。“我同事说我这叫意念强奸。”
面对困难想放弃的时候，丽姐会一个人跑去早教中心。“看到那些小孩，就会想到我自己小的时候。和孩子们唱唱跳跳，看到他们灿烂开心的样子，我心里也就高兴了。”
Z县农村的风光
这天，我们饭快吃完了，丽姐的手机响了，女儿催她去打气排球。
七点钟的体育馆像冬夜的篝火，将人们围拢。体育场还挂着横幅，祝Z县2016年全民健身运动会气排球比赛圆满成功。丽姐参加了这次气排球比赛。作为女队员中的主力，她被称为一姐，女儿顺理成章成了一妹。
只见一妹前后左右调动一姐，而一姐给出的球都很正。
“哎呀，累死我了。”一姐被牵制得满场跑。
“技术就是技术”一妹说。
第一局10比21，一妹赢了。
“这局我必须赢。”
“这局我也必须赢。”
“那我们都拼吧！”
第二局21比18，丽姐展示出了一姐的实力。
决胜局开始了。
一妹频频吊球成功。
“一姐加油啊！”只有一个人的啦啦队，我成了队长。
“我不想让她……”话没说完，一妹的吊球又来了——一妹联手魔瘦，丽姐的减肥路不发愁了。
17:18女儿领先一球时，体育场突然一片漆黑。
“停电了？”
“不是，他们直接关灯哄人了。”
走出体育馆，女儿得意地说“你这一姐怎么连我都赢不过。”
“我在单位是负责第一个接球，一接，所以大家叫我一姐。”女儿被逗得哈哈大笑。
女儿去洗皮球，丽姐问我：你是不是觉得我真打不过我女儿？
比分说明一切啊。
“我练了那么多年，她才刚学一个学期，怎么可能比我打得好。但如果不让她赢几回，她觉得没有希望就不会想赢了。”丽姐一步步解释自己的谋篇布阵。“但是也不能太让着她，让她觉得赢特别容易，你看我们的比分也没有特别悬殊。说不定她和我打是一妹，她在学校就是一姐。”
比分真的说明一切。丽姐把一次体育锻炼变成了俄罗斯套娃，一层一层拨开了对女儿教育的用心良苦。
孩子们贴在黑板上的创作
女儿三四岁时，丽姐有一次带她去早教中心。中心正好建在一所村小，女儿回来之后就说以后上小学想去那所村小。
“那她后来上了县城的小学还想去村小吗？”
“当然不想了，看到什么就决定了她的视野。”
扩大视野最好的方法就是旅游。去年暑假，女儿和爸爸跟着旅行团去了北京和华东五市。“她回来说喜欢上海，以后想去那里上大学。”丽姐觉得9天4860元花得值，这比她一个月的工资还多一点。
“我查了下东航去美国才6000多元，你说怎么那么便宜。欧洲十一国两万四，就算一个人三万，我和女儿加起来一共六七万，现在工资也涨了，存几年钱还是够得。”她希望在女儿小学或者初中毕业前能出国旅游一次。我建议她可以考虑澳大利亚。
“哦，澳大利亚在欧洲十一国里吗？”看来她把价格记得比国家更清楚。
丽姐骑摩托带女儿回家。她问：Are you ready?
“Yes I’m ready, let’s go.”女儿高兴地说。
远处的露天舞台，两个女模特穿着大红大绿的旗袍，面无表情地站在一辆崭新的摩托车两旁，男主持卖力地唱小苹果，台下群众拿手机拍照、摄像。
丽姐没有停车，带着女儿迅速驶进了夜色。
我没告诉她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Z县。
理想终于撞上了“南墙”
这次来Z县出差前，我提出了辞职。
我适应了乡村，却无法适应张老师——我的直线经理，一个坐在我旁边我就心跳加快，不知哪句话说错就会遭到言语暴力的老板。
出差回到办公室，我把课赛的报销申请交给张老师，她随口问：你们最后比赛的礼品买的是什么？
“面膜和防晒霜，”我如实回答。
谁知她声音一下跳到高音部：这估计不符合财务报销规定吧！
出差前，我问张老师关于礼品的预算。“一等奖每人100元，二等奖每人50元。”她看过项目预算表后给出了指令，我没敢多问。
Z县一共有三个购物中心，我在其中一家搜寻。一层是生鲜水果，二层一半是文具，另一半是家电。张老师定的预算让我在文具区里是大款，家电区里变穷鬼，最终我在化妆品专柜前站稳了脚。价格合适，而且老师们都是女性，应该会喜欢护肤品。
我征询了丽姐的意见，她也赞同。果然，获奖的村民妇女拿到奖品都很欢喜。
我有些懵，没超过预算，也有正规发票，为什么不合规定？
张老师带着我去找财务，她后背的肉把毛衣撑得像意大利千层面，一双34的旅游鞋被她踏得有高跟鞋的音效，我跟在她身后，知道前方又有一场情绪的海啸。
张老师的声音仍在高声部，“怎么会买防晒霜和面膜，太说不过去了！你当时怎么想的？！你以后无论做什么，要想想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。”她看我，就像看一个智力有问题的孩子。
晚上，休假中的财务经理发微信给我：公益机构比企业严格太多，外部捐赠的钱使用范围很限制，和活动无关容易让人敏感的都不合适。防晒霜勉强能报，可以解释你们经常组织家长孩子户外活动给老师们用，面膜就太离谱了，确实报不了。
从企业到公益组织工作有11个月了，我才意识到原来礼品也有这么多讲究。
当地孩子们的创作
“张老师，课赛的奖品我以为只要不是现金就可以，所以觉得护肤品适合女性志愿老师，现在听说财务不让报，能麻烦你帮忙想想变通的办法吗？”
丽姐把这条短信的截屏发给我。我当时真想从市里飞到县城，抓着丽姐的肩摇晃她：不是不让您问张老师吗？
我不想领张老师的人情，所以才叮嘱丽姐不要和张老师提这件事，就怕她觉得是我让丽姐帮忙求情。
“你就让我试试，试试我才甘心。”丽姐内疚，她当时也说这个奖品可以，另一方面她觉得划不来让我自己贴钱。我就这样毫不知情地被她拖着一起“撞南墙”。
我问丽姐，如果护肤品能报，她不会不会有负罪感，毕竟不符合财务“规定”。
“不会，因为实际发生了费用，虽然物品不合规定，但是它起到了它应用的目的，调动村民教师的积极性，让她们更尽心为孩子们服务。”
那买图书是不是也能调动？而且一定能报销。
“买图书符合规定，不能说不能调动，但护肤品也能调动，书籍对于村民来说阅读有一定难度，阅读时间还是一个问题。”
在早教中心，我时常能看到一捆捆家长培训手册、教师教学用书，崭新地堆在纸箱子里。那些都是以前张老师发给村民老师和家长的。每当发现这样的问题，我就学着张老师的样子，叮嘱老师们要物尽其用。
老师们总是点头答应，但一本400多页，全部用文字描述如何组织游戏的书，我看了几页都觉得抽象读不下去，更何况那些大多是小学文化的村民妇女？
有些符合规定的物品最终沦为了摆设。
几分钟后，财务经理又来消息：张老师觉得防晒霜那样解释跟你们的活动很牵强，恐怕还是不能报，等我跟她商量一下。
牵强谁来定义？能不能报销谁说了算？比商业公司严格太多的公益机构还能变来变去？我被弄得越来越糊涂。
微信里，丽姐把她和张老师的短信截屏发给我。
张老师：这个没办法，是机构规定，财务已经专门和我说了，不能违反机构规定。
丽姐：好，谢谢你！希望下次能事先告知哪些东西不能报，哪些可以报。
张老师：是的，负责活动的人是有责任告诉你的，如不告知也有责任。
丽姐：负责活动的人不知道，该由谁告知？
张老师：不知道不会问？谁让你买礼物？买的时候不应该告诉你吗？
丽姐：谁啊？你让谁买的？你告诉她了吗？
张老师：你怎么知道我没告知？机构的规定我要每天说？
文字间的火药味看得我喉咙发干。
丽姐是在为我说话，说出了我不敢说的话。但我害怕张老师明天会把火药往我身上点。想到明天——我在办公室的最后一天，本来为解脱准备好的愉悦被掺进一些忐忑。
“机构规定会说不能买护肤品？我从未听说过。”丽姐还想为我鸣不平，我赶紧拉住了这头倔马的缰绳。手却不由自主去搜机构关于礼物的规定——不妥当的礼物包括金钱或礼品卡、酒、巧克力、中国画和任何与项目无关的物品。至于“无关”的定义，我没有找到。
当地一个村子的人要过河才能到县城
第二天，财务通知我防晒霜能报，面膜不能报。我把消息告诉了丽姐，她说：我昨天晚上去和王老师说了。
王老师是张老师的领导。
我坐在电脑前面，不敢相信她怎么这么倔？
“如果是我不尽力，我会心不安。”
她尽力，并不是摆出努力的样子而让自己心安，而是在我让她别管这件事后，还背着我找到了她能联系的最大领导。
“我和王老师说了是护肤品，她同意报销了。不知道张老师是怎么说服她的。”
规定终究还是人定的。
一南一北，扯平那条起跑线
2017年春节前，我回家了。此刻的我，不用精确计算家里的菜还够吃几顿，也不用在没有暖气的屋里像抱孩子一样把热水袋放在胸前，更不用在睡觉前惦记着门是不是锁好了，甚至关灯后还起来再检查一下。
屋子里除了我，终于有其他人的声音了。
手机已经不能自动连上家里的wifi，55寸的电视虽然不是新成员，但它一开我还是想退后三步。附近的街道好像抻面条一样被抻宽了一倍，原来路中间的一排排大树不知了去向。小区的房价从6万一平升到了9万，我一直习惯去的理发店竟然倒闭了。
不过吸一口空气，北京还是那个北京。
朋友们见到我说，你真不像从山区回来的，还是这么细皮嫩肉。怎么高原的太阳就晒不黑你？妈妈每天都要抱着我说“终于回来了”。丽姐也让我好好和家人享受天伦，但还是免不了和我抱怨张老师的“拽兮兮”：你走了我觉得工作干劲弱了很多。
村里的河
削弱她热情的不仅是我的离开，还有早教项目的前途未卜。
陪伴了六年，丽姐把早教项目看成自己的孩子，“我真希望它能有个好的归宿。”
但慈善机构决定今年停止资助，县政府又拿不出资金。一方想“是时候断奶了”，一方说“我不能自食其力”。
孩子不谙世事，早教中心没有了他们周末就去地里，大人种地，他们在旁边玩泥巴。扛着锄头的家长站在地里默默地叹了口气，好像已经习惯了慈善的来了又去。
村子就藏在大山深处
但我不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我和那些孩子一起玩过丢手绢，给他们读过故事书，采访过他们和他们的父母，也在镜头里记录下了他们认真画画的样子。
如果不尽力，我会心不安。
于是我成立了自己的社会企业，通过销售当地原生态农产品、组织乡村旅游体验，补贴早教项目向家长收费后的资金缺口，来让这个项目继续运转。
联系农户、设计logo、制作包装袋，一切对于我都是全新的挑战。以前我连千克和斤的换算都不知道，现在只要看一眼紫米，我就能判断是老品种还是新品种。
丽姐从我的合作伙伴变成了创业伙伴，在工作之余帮我介绍Z县的各种资源。
3月31日，对早教项目的资金资助将正式结束，这篇文章发送前丽姐告诉我，听说有村子在考虑向家长收费，也有村民老师因为家里孩子太小决定退出志愿团队。
而我和丽姐，还将一南一北，扯平那条起跑线。
Lisa
青少年社会创新孵化项目主管，坐标北京
24岁，第一次走出国门，在“诗人与思想家”的国度——德国和另一个自己相见恨晚。25岁，第一次来到南半球，在“人类发源地”肯尼亚被贫困刺得双眼流泪。26岁，离开北京，第一次成为南漂，在“彩云之南”做起了村姑。
好奇心是螺旋桨，机舱里装满关于人的故事。始发地北京，目的地未知。我坐在驾驶室里满怀期待。
人生正在破茧而出。写作亦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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